在寧夏，著名的大商號多是萬榮、平遙、榆次、臨猗一帶的山西商人開辦的，寧夏的名藥材枸杞半數掌握在山西人開的“慶泰亨”手中。青海的山西商人以西寧為根據地，活動於各州縣。在北京，糧行多是祁縣人經營，油鹽酒店多是襄陵人經營，紙張商店多是臨汾和襄陵人經營。
從顏料莊到開始匯兌業務，“日升昌”把票號發展到了全國
在無票號時，現金運輸多依靠鏢局護送
借“開中法”販鹽稱雄商界 出鹽業開票號“一枝獨秀” “鄉下祖父”遇銀行遭滅頂
晉商 先行一步 三業稱雄 總執牛耳
大型晉商歷史話劇《立秋》在各地公演300多場後再度進京，繼晉商大院成為山西旅遊業的金字招牌後，晉商文化又成為山西進軍全國文化市場的敲門磚。
1991年，一部《大紅燈籠高高挂》讓喬家大院這一晉商老宅聲名遠揚。不少古老破敗的晉商舊宅被修葺一新，掀起了山西“大院旅遊”的高潮。此後，有關晉商的文化產業接踵而至。《喬家大院》風靡全國，《匯通天下》在香港無線臺播出，話劇《立秋》和歌舞劇《一把酸棗》在全國各地上演，讓晉商文化風潮再起。晉商以有現代銀行“鄉下祖父”之稱的山西票號為核心，執中國金融界之牛耳數百年。
●範圍
山西商人將“企業”開遍全國
山西的商業交易活動由來已久。早在秦漢時代，太原、平陸、平遙、汾陽等地已成為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場。唐朝時，太原成為商業繁華的有名城市，韓愈形容當時的太原是“朗朗聞街鼓，晨起似朝時”。但商業活動仍是零散的，不成組織和體系。
明朝到清朝初年，山西商人的勢力得到進一步發展。明朝末年，山西商人已進入了東北地區。1618年努爾哈赤佔領撫順時，對在撫順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寫了“七大恨”，命令他們退回山海關內，可見當時山西商人已經與後金有了貿易活動。
康熙年間，山西商人進入外蒙古草原開展貿易。蒙漢貿易必須經過張家口和殺虎口（後改名歸化城），俗稱東口和西口。張家口的八大名商都是山西人，其中最大的企業是祁縣人范家開設的“興隆魁”。
在寧夏，著名的大商號多是萬榮、平遙、榆次、臨猗一帶的山西商人開辦的，寧夏的名藥材枸杞半數掌握在山西人開的“慶泰亨”手中。青海的山西商人以西寧為根據地，活動於各州縣。在北京，糧行多是祁縣人經營，油鹽酒店多是襄陵人經營，紙張商店多是臨汾和襄陵人經營，布行多是翼城人經營。鮮魚口以西有布巷，全為翼城人經營。
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號“都一處”、“六必居”、“樂仁堂”等都是山西浮山、臨汾等地商人首創和經營的。此外，山西商人還到四川、雲南、貴州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安徽、廣東等地進行貿易和經商。廣州的濠畔街的多數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，“廣生遠”、“廣懋興”、“廣益義”等都是山西人在廣州開設的企業。
●轉型
借“開中法”販鹽稱雄商界脫身鹽業開票號再執牛耳
明朝初年，因北方邊塞大量駐軍，明朝實施“開中法”，即商人輸糧供邊塞軍士食用，朝廷付給商人“鹽引”，商人憑“鹽引”到指定鹽場和指定地區販鹽。由於鹽是專賣品，商人獲利頗豐。晉商借“開中法”捷足先登而興盛。明弘治五年（1492年），明朝改“開中”為“折色”，商人以銀兩換取“鹽引”後販鹽。徽商憑藉靠近兩淮鹽場集散地揚州而在兩淮大顯身手，與晉商共同稱雄于商界。
清道光十二年（1832年）實行鹽法改革，將“綱鹽制”改為“票鹽制”，取消了“鹽引”和鹽商對鹽業的壟斷，徽商從此一蹶不振。而晉商則在道光初年創立了山西票號，從鹽業脫身，投入金融業中，並一度執金融界牛耳。
鏢局→票號運現→匯兌
票號產生以前，要在異地轉運銀兩，只能通過鏢局運送現銀。鏢局派出押銀的人雖然都是武林高手，但白花花的銀兩誘惑實在不小，劫銀車的綠林弟兄更是前赴後繼，銀車被劫並不是沒有的事兒。
通過鏢局運送現銀存在諸多不安全的因素，再加上費時、誤事、開支大，一種新的匯兌方法便在醞釀之中了。嘉慶、道光年間，民間有了信局，通行各省。官吏及商人迫切要求以匯兌取代運送現銀，於是產生了票號。
●票號·誕生
從顏料莊到匯兌票號運現款風險催生“日升昌”
山西平遙“西裕成”顏料莊是一家頗具規模的商號，在北京、天津、漢口、重慶等地設有分號。清嘉慶年間，平遙人雷履泰受聘于“西裕成”。6年後，他被派往北京分號當掌櫃。
當時山西人在外做生意的很多，年終結賬時，往老家捎錢多讓鏢局運現款，不僅運費高，而且風險屢出，常有丟失。於是有人將錢交給北京“西裕成”分號，由經理寫信給總號，在平遙總號取款。起初只是朋友、親戚間投兌，不收匯費和手續費。後來山西商人認為這樣更加方便、保險，都願意讓“西裕成”撥兌，並願意付一定匯費。雷履泰認為這是生財之道，開始兼營北京到山西之間的商業匯兌，盈利不少。
道光初年，雷履泰與“西裕成”東家李箴視共商創設“日升昌”，逐漸放棄顏料生意，專營匯兌，創建了專營存匯款和拆借資金業務的票號。
雷履泰創立“日升昌”後，匯兌業務越來越多。他想到其他商埠的山西商人托鏢局運錢也有很多不便，於是深入調查晉商經營的藥材、茶葉、綢緞、雜貨等的進銷地點，親派精明、誠實、可靠的夥計，先後於漢口、天津、濟南、西安、開封、成都、重慶、長沙、廈門、廣州、桂林、南昌、蘇州、揚州、上海、鎮江、奉天、南京等地設票號分號。不僅山西商人與“日升昌”交往頻繁，外省、沿海一帶的米幫、絲幫也通過“日升昌”匯兌款項。隨著通匯擴大，繼而吸收存款、發放貸款，利潤大增。
●票號·興衰
從“一枝獨秀”到“鄉下祖父”
山西票號不敵戶部銀行
據“日升昌”在北京等地的14個分號統計，僅光緒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就獲利583762兩白銀。看到“日升昌”大量盈利，山西商人紛紛效倣投資票號。
“日升昌”協理（副經理）毛鴻歲辭職後，受聘任蔚泰厚綢布莊經理，東家侯蔭昌也想建立票號，於是毛鴻歲逐漸將蔚泰厚綢布莊、蔚盛長綢緞莊、天成亨布莊、新泰厚綢布莊、蔚豐厚綢緞莊均改組為票號，並形成以蔚泰厚為首的“蔚”字五聯號。
此後，長江各埠的茶莊、典當、綢緞、絲布業及京津一帶從事皮毛雜貨業的山西商人紛紛效倣投資票號。
山西票號在清道光年間興起，有日升昌、蔚泰厚、天成亨、蔚豐厚、蔚盛長、新泰厚、日新中、廣泰興、合盛元、志成信等十余家票號。清光緒時達到鼎盛，光緒十九年（1893年）就有28家山西票號。光緒二十六年（1900年）之後，山西票號在國內設立的分號已由20多家增加到80多家。
在山西票號的影響下，清同治年間，江浙人也開始建立票號。浙江人胡光墉在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建立了阜康票號，雲南人李氏（一說王氏）在光緒初年建立了天順祥票號，江蘇人嚴信厚在光緒九年（1883年）建立了源豐潤票號。
清朝末年，清政府成立戶部銀行，票號遇到了強大的競爭對手。再加上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，辛亥革命後山西票號大量倒閉。山西票號雖然只經歷了近百年的時間，但在中國金融史上卻有著重要的地位，因此也被稱作現代銀行的“鄉下祖父”。
（來源：法制晚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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